1950年12月12日，在广州时任华南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接到紧急电话，得知莫雄因被地方机关扣押而面临死刑。叶剑英急忙向中南局发电报，强调莫雄过去是他引荐回来的干部，决不能将他当作普通国民党人员处理。这起事件的起因是一起身份审查，针对莫雄的过去履历。早年间，莫雄曾在国民党内部担任多项职务，包括少将参议、地方行政长官及保安司令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当地一些干部仅凭他过往的身份，未能认识到他在革命关键时刻的特殊贡献。

这一案件引发了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关注，古大存认为此事具有特殊背景。他向陶铸阐述，尽管莫雄有着旧职，但不能因此抹去他在革命危机时提供的重要情报的事实。古大存进一步指出：“我们共产党不能过桥抽板。”这句话直接道出了问题的关键。叶剑英得知此事后，立即向毛泽东汇报。毛泽东听完后，明确指示停止对莫雄的死刑判决，并指出莫雄是红军的重要恩人。此后，叶剑英紧急发电，要求必须“刀下留人”，这才使得莫雄在生死存亡之际得以保全。

莫雄的故事要追溯到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危机。1934年，国民党军第五次“围剿”进入关键期，蒋介石在江西召开军事会议，重新集结兵力，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，旨在逐步围困中央红军。这个计划即被称作“铁桶计划”，其目的明确：封锁中央苏区，缩小红军的活动空间。

有趣的是，负责赣北地方事务的莫雄被视为“剿共”的得力干将。尽管他曾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而失去兵权，但他仍以国民党的身份为掩护，逐渐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建立联系。为获得信任，红军在德安地区故意减少活动，以营造出他“剿共”的假象，这使他得以获取上级的嘉奖，最终蒙蔽了蒋介石，并获得参与军事会议的机会。

会议后，情况危急。莫雄冒着巨大的风险，将秘密文件直接带回保安司令部交给项与年。若这一行为被发现，他不仅可能失去官职，甚至可能丧命。最终，项与年利用伪装，成功将这份情报经过敌军封锁送回中央苏区。因情报的及时送达，红军领导层很快意识到敌军的部署远比以往掌握的情况周全，并决定实施战略转移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军按照原计划的推进，很快占领了一系列重要地区，然而在红军的警觉下，他们已提前撤离。这份情报改变了红军的命运，也深刻影响了莫雄的人生。由于参与情报工作的人数较少，许多红军将领对此并不太了解，毛泽东后来得知时评价道，正是这份情报告诉了红军，挽救了近九万人的生命。

莫雄后来逃到香港，躲避国民党的追捕。广州解放后，叶剑英听从中央指示，积极寻找他，并邀请他回广东工作。叶剑英向他解释，如今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，不可仅凭过去的表面身份。然而，复杂的历史背景依然使莫雄面临风险。1950年他被捕，完全是对其身份误解的结果。幸运的是，叶剑英和古大存及时干预，加上毛泽东的明确指示，才最终避免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冤案。

之后，莫雄在广东先后担任了参事室副主任、省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。1956年国庆期间，李克农将莫雄和项与年请到北京参加庆典，叶剑英对他们进行款待。在谈及往事时，莫雄仅表示，自己只是做了当时应做的事情。